11月15日下午，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45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月峰作报告，题为《“反社会主义者”的形成：“梁启超系”与早期中共认知中的社会主义论战》。报告会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放春主持。
周月峰首先梳理了1950年代以来涉及“梁启超系”及社会主义论战的研究。他指出，50年代到80年代的研究基本上认为“梁启超系”是反社会主义/伪社会主义；直到80年代，逐渐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。而他所关注的并非此种定性的正、反，而是考察“梁启超系”在当时的自我定位、他人定性之间的错位与背后的思考逻辑以及此种定性的生成肌理。随后，周月峰阐释了时人关于“梁启超系”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的定性，以及“梁启超系”的自我定位，重点阐述了张东荪《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》一文引发的论战。他指出，时人常将“梁启超系”视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，而“梁启超系”常以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同情者自居，这种错位的认知与社会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不无关系。
在“梁启超系”看来，这场论战不是“社会主义的讨论”，而是社会主义不同派别间“关于Bolshevism的讨论”。而随着论战的进行，他们的自我定位也有所转变，从最开始不提自己是什么主义者，到“立着基尔特社会主义原理上，批评别派的社会主义”。与此相对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俄国式“劳农主义”的立场出发进行有组织地反驳，基于“在一个时候，改造社会的方法是只有一种的”，以急进、全部、彻底的革命为社会主义标准。在此标准之下，因“梁启超系”倾向渐进、改良的社会主义，“不主张革命”，也就不是社会主义，且是反社会主义了。周月峰指出，这种定性之所以迅速被广泛接受，又与思想界救亡语境相关，在急迫的心态下，改造（救国）方案常常带有唯一性与排他性。
报告会交流环节，邱靖嘉、闫雪、毛亦可、侯俊丹、贺照田、范雪等学者，就思想排他性的背景，论战背后的党团建设，研究与信仰，梁启超与基尔特主义的关联等话题，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。